戊戌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

www.164.net,打开戊戌志士的文集,扑面而来的是一种豪气,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救亡图存,变法维新,舍我其谁欤?”这种自豪和自信,是戊戌志士共同的心声。掩卷沉思,耳边仍回荡着一百年前那种昂扬奋发而又苍凉悲壮的历史旋律。
甲午战争失败,《马关条约》签定,堂堂的大清帝国竟败于弹丸之地的日本。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近代史上对士人刺激最深的一次历史事件,也是促使中国知识分子觉醒的一个重要契机。诚如谭嗣同在写给他的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所说:“经此创巨痛深,乃始摒弃一切,专精致思。当馈而忘食,既寝而累兴,绕屋彷徨,未知所出。”(《谭嗣同全集》下册,第168页)不难看出,谭嗣同所受刺激之深。他认为中国就要被列强瓜分,亡国灭种,就在眼前,所谓“被发左衽,更无待论”。谭嗣同此时写有《有感一章》,沉痛地抒发了当时中国人民的这种忧伤、困惑的心态:“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溟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天涯何处是神州”,这也正是康有为在《强学会序》中所描写的国人面对列强瓜分、岌岌乎不可终日的心态。然而事物总有其两面性,甲午战争的失败又是促使知识分子觉醒的重要契机,所以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戊戌政变记》附录《改革起原》)
在这种情况下,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首的爱国志士为了探求拯救祖国危亡的道路,发动了一次以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和救亡图存为主旨的维新变法运动,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第一次登上了政治舞台,而1895年的公车上书是登上政治舞台的首次亮相。康有为有诗记公车上书的盛况云:“抗章伏阙公车多,连名三千毂相摩,联轸五里塞巷过。”多么宏伟、激动人心的场面啊!此次公车上书激活了近代知识精英潜存于传统文化心理中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他们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多次与列强的军事较量中,痛苦而又清醒地体认到清王朝政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落后和文化上的陈旧保守。虚妄自大、抱残守缺、反对改革,一切率由旧章,是中国落后、停滞不前的根源。中华民族要免于亡国灭种,必须学习西方和日本,必须实行变法。“变则存,不变则亡”,这就是康有为等人的结论。时代把这批不甘亡国并试图重塑中国形象的维新志士推上了历史舞台。
康有为是当时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佼佼者,他出生在欧风美雨最早吹来、得风气之先的广东,幼年又受到儒家“济人经世”、治国安邦的传统教育。早在康有为尚未出山时,即已胸怀大志,“少年心事本拿云,南望樵山日又曛。卖畚何惭王景略?画齑故是范希文!”此时虽尚未得志,他却以王猛、范仲淹自喻自勉,并效法杜甫,自比稷契,“许身不自量,窃比稷契属”(《赠陈镇南编修兄》),充分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他虽身为布衣,仍以天下为己任,五游京师,七次上书,表现了极高的政治热情和历史使命感。为了宣传自己的变法主张,他不仅无视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讽刺他们为“蚊虻浩辐辏,薨薨满耳目”,而且不惧杀身之祸来规劝皇帝。他在《上清帝第五书》中根据当时四邻逼处、列强竞相瓜分的现实,对光绪提出严重警告:皇帝如不变法图强,“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这就等于说:如不变法,国家就要灭亡,皇帝与王公大臣将成为列强的奴仆。文章措词恳切而又尖锐,至今读来,心仍怦怦欲动,康有为敢于向皇帝直言的这种政治勇气和胆识,今天仍让人们肃然起敬。
戊戌变法是一次制度改革,它需要对旧制度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否定,并参照西方和日本的体制进行改革,这就必然遇到封建顽固派的反对和阻挠,康有为的七次上书,维新派人士的许多上疏、奏折,大多为封建顽固派所扣压,而不让光绪皇帝知道。正由于变法是处在两种敌对势力的较量和斗争中,因此戊戌志士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必须进行勇敢的和针锋相对的斗争,甚至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这给戊戌志士的这种使命感涂上了悲壮的色彩。维新志士既认定了变法乃当时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他们已下定了不惜牺牲一切的决心。梁启超曾对友人讲:“吾辈不论成败是非,尽力作将去,万一失败,同志杀尽,只留自己一身,此志仍不可灰败,仍须尽力进行。”(转引自《梁启超年谱》第107
页)由此不难看出,戊戌志士已抱定为变法献身的决心。这点在谭嗣同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戊戌政变发生,康广仁、杨深秀相继被捕,此时谭嗣同的处境极其危险,大刀王五劝他逃走,并愿为其做保镖,日本使馆也表示可以设法保护,但谭嗣同均谢绝。在生死关头,他丝毫不以自己的安危为虑,并说:“大丈夫不作事则已,作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且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谭嗣同始。”以至后来演出了一幕流血的悲剧。他在狱中写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两句诗以及临刑前的绝命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不仅充分地表现了谭嗣同以身许国、慷慨赴难的献身精神,而且也给这一殉难者的英雄形象增添了无比崇高、壮烈的光辉。
历史的车轮已走过了一个世纪,但戊戌爱国志士这种为救亡图存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勇气,临难勿苟、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仍让后来者产生无限的仰慕和崇敬,使人感受到一种无比高尚、坚贞的悲壮美。


时间:2007-3-9 17:39:43 来源:不详

(资料来源:《文史哲》1998年第6期。郭延礼: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打开戊戌志士的文集,扑面而来的是一种豪气,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救亡图存,变法维新,舍我其谁欤?”这种自豪和自信,是戊戌志士共同的心声。掩卷沉思,耳边仍回荡着一百年前那种昂扬奋发而又苍凉悲壮的历史旋律。甲午战争失败,《马关条约》签定,堂堂的大清帝国竟败于弹丸之地的日本。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近代史上对士人刺激最深的一次历史事件,也是促使中国知识分子觉醒的一个重要契机。诚如谭嗣同在写给他的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所说:“经此创巨痛深,乃始摒弃一切,专精致思。当馈而忘食,既寝而累兴,绕屋彷徨,未知所出。”(《谭嗣同全集》下册,第168页)不难看出,谭嗣同所受刺激之深。他认为中国就要被列强瓜分,亡国灭种,就在眼前,所谓“被发左衽,更无待论”。谭嗣同此时写有《有感一章》,沉痛地抒发了当时中国人民的这种忧伤、困惑的心态:“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溟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天涯何处是神州”,这也正是康有为在《强学会序》中所描写的国人面对列强瓜分、岌岌乎不可终日的心态。然而事物总有其两面性,甲午战争的失败又是促使知识分子觉醒的重要契机,所以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戊戌政变记》附录《改革起原》)在这种情况下,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首的爱国志士为了探求拯救祖国危亡的道路,发动了一次以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和救亡图存为主旨的维新变法运动,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第一次登上了*舞台,而1895年的公车上书是登上*舞台的首次亮相。康有为有诗记公车上书的盛况云:“抗章伏阙公车多,连名三千毂相摩,联轸五里塞巷过。”多么宏伟、激动人心的场面啊!此次公车上书激活了近代知识精英潜存于传统文化心理中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他们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多次与列强的军事较量中,痛苦而又清醒地体认到清王朝*上的腐败、经济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