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合同志以讲明心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维新运动的巨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以心学呼唤人们投入救亡图存、改造中国的运动。如果说,在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还停留在用心学的一些思想、言论来构铸维新理论的话,那么,谭嗣同则直截了当,要求讲求心学了。

中文名
谭嗣同

谭嗣同(1865—1898),湖南浏阳人,字复生,号壮飞,自署东海寨冥氏。为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愤中国积弱不振,在湖南倡立学社,并遍游北京、上海、南京,吸收新学知识。1896年,在北京与梁启超会晤,得知康有为讲学宗旨和变法条理,认为与自己的见地十同八、九。是年,奉父命,纳资补为候补知府,在南京候缺,著《仁学》。1897年,从南京返长沙,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等设立时务学堂,筹办内河轮船、开矿、修铁路等新政。次年,又倡立南学会,办《湘报》,宣传变法。7月,被征入京,曾任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陈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参预变法。戊戌政变发生,与陈旭、刘光第等六人被捕遇害。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是19世纪末维新运动中最激烈的人,也是为变法流血的第一人。

别名
壮飞、复生、东海赛冥氏、廖天一阁主

谭嗣同的思想非常复杂。即以其重要著作《仁学》一书而论,他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学、相宗之书:于西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王阳明、黄宗义之书。”(《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9页。)在这里,他所开列的书目,既有唯物主义,又有唯心主义;既有自然科学,又有宗教神学;既有中学,又以中国传统学说为主;既有儒学,也有道家著作和墨家学说。体现在他的论著中,既呼吁讲求“心学”,又具有某些唯物主义因素。因此,学术界对其思想的主要倾向,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其源盖由于他的思想正在发展之中——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时遭到杀害,呈现于人们面前的谭嗣同著作,则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如何通过其论著的种种矛盾,分析研究这位壮怀激烈的大改革家的思想特点,仍然是学术界同行的一个未竟之业。限于篇幅,本文仅从心学角度剖析谭嗣同的维新思想,至于对谭嗣同思想的全面剖析,恕不赘述了。

国籍
中国

从谭嗣同的思想发展看,1896年是他思想的一个巨变的一年。他在是年7月的《上欧阳瓣■师书》长函——二十二函,提出了讲求心学的主张。人们都十分清楚,谭嗣同在1895年写的名著《思纬氤氲台短书——报贝元征》还明确地提出:“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谭嗣同全集》第390—391页。)明显地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但至1896年夏、秋之际,他离开湖北至上海北游,到天津、北京。那时候,民族灾难日益加深,外而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内而清朝封建统治日益黑暗,天灾人祸不断发生,广大群众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哀鸿遍野,饿莩载道。谭嗣同北游,曾经发一宏愿,愿徧见世间硕德多闻之士,虚心受教,挹取彼以自鉴观。”他沿途在上海、天津考察,特别是京津一带的水灾给他很大的刺激。“又身念幸生丰厚,不被此苦,有何优劣,致尔悬绝?颜之厚矣!”于是,“复发大心,誓拯同类,极于力所可至。”在停留北京期间,他还参加了民间秘密会社在理教,拜谒了帝党重要人物翁同龢,畅谈洋务,却被翁视作桀骜不驯之辈,不得要领。于是,顿悟“所学皆虚”,需要寻求新的精神支柱,陶铸维新理论。他写道:

民族
汉族

“京居既久,始知所学皆虚,一无可冀。慨自横目,徒具深悲,平日所学,至此竟茫无可倚!夫道不行而怨人者,道之不至者也;道必倚人而行者,亦自必穷之势也。因自省悟:所愿皆虚者,实所学皆虚也。”由此可见,其思想理论在此前后不能不发生一大变化。说他完全抛弃其思想中的唯物因素,固然言过其实;如若不承认在他思想理论中主观唯心主义因素日益膨胀,却不是事实。他把佛学、儒学和基督教的教义杂揉在一起,抒发“心力决定论”,讲求“心学”。在这封长函里,他力求阐明他所谓的“心学”的内容。简略言之,可分为以下数端:

出生地
湖南浏阳

第一,人为万物之灵,人的心力是无限的。他振振有词地说:“人为万物之灵,其灵亦自不可思议,不可以形气求,乃并不可以理求;无理之中,必有至理存焉。”岂有人所做不到的事!他强调指出,“因念人之所以灵者,以心也。人力或有做不到的事,心当无所做不到。”在此,他发挥孟子“以先觉斯民”的观点,特别夸大圣贤的作用。他以欧阳瓣■赈灾为例,说当时的“天时人事”,虽然“一无可恃”,结果都是化险为夷,度过了难关。“岂有他哉?特函丈当初仁慈和平之一念为之也。”为何其人之一念竟能发生如此巨大力量?他神秘地说:“当函丈焚香告天时,一心之力量,早已传于空气,使质点大震汤,而入乎众人之脑气筋,虽多端阻挠,而终不能不皈依于座下。”谭嗣同宣称,他至此已猛然醒悟,“所学皆虚,了无实际,惟一心是实。”他在此利用空气、质点之类,似乎是物质、实体的名词,把宗教的神秘主义揉合在一起,把所谓“圣贤”一心之力量,通过空气、质点传入众人之脑气筋的说教,不过是一种玄人说法。然而他却信誓旦旦地写道:“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

第二,若能了得心之本原,当下即可做出万万年后之神奇,”亦可使众生得到无量幸福。他说“以此居心,始可言人,言恕,言诚,言絜矩,言参天地,赞化育,以之感一二人,而一二人化,则以感天下,而劫运可挽也。”他不仅认为当代的一、二先觉可以感天下人,即使是古圣先贤亦是“死而不忘,……则冥冥中亦能挽回劫数。”

出生日期
1865年3月10日

第三,“劫由心造,亦可以由心解之。”他比附机器制造货物,别出心裁地制造出“机心”一词。他说:“今之人莫不尚机心,其根皆由于疑忌。”其所造成的大劫,只能由心解之。“见一用机之人,必立去自己的机心,重发一慈悲之念,自能不觉人之有机,而人之机为我所忘,言必能自忘。……使道力骤增百万倍,则天下之机,皆可泯矣。”因此,他提出开一学派,集合一批志同道合的志士,以讲明心学。

逝世日期
1898年9月28日

第四,宣传弘扬礼教。应当说,这是谭嗣同宣扬心学的神秘主义的必然结果。他公开宣称:“今之言政言学,苟不言教,则等于无用。”他认为,古今中外宗教极多,但不论哪种教派都有以下两种基本相同之处:一即慈悲,也即是儒学所谓的仁;一即灵魂,也就是《易》所谓的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言慈悲而不言灵魂,止能教贤智,而无以化愚顽;言灵魂而不极其诞谬,又不足以化异域之愚顽。”他要求仿效西方光大基督教那样,尊孔崇教,徧行孔教于“愚贱”,将多种学术从孔学中分割出去,使孔子之道日益削小,几无立足之地。因此,“强学会诸君子,深抱亡教之忧,欲创建孔子教堂。”虽然谭嗣同的心学具有相当大的佛学成份,然而他却仍然以真孔学自居。

信仰
佛教

有的学者认为,谭嗣同声言开创一学派,讲求心学,陷入主观唯心主义,是一种倒退。这尚值得研究。就哲学而言,坚持唯物主义固属佳善;然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鼓吹发挥主观能动性,强调精神的作用,并非绝对坏事。具体就谭嗣同而言,他在变法维新运动逐渐走向高潮之际,呼吁发挥主体精神,冲破阻碍变法维新的网罗,去夺取胜利,却起了很大的进步作用。因此,不能以倒退视之。客观地说,他这样做,正是时代的需要,是符合当时斗争需要的一种步骤。

主要成就
维新变法主力

那么,谭嗣同怎样用心学的思想资料为他的维新事业服务呢?

代表作品
《仁学》《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

用心学宣传平等、自由与民主思想。《仁学》开宗明义,指出“仁以通为第一义”,宣称“通之象为平等。”(《谭嗣同全集》第6—7页。)他认为通有四义,即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强调“仁不仁之辨,于其通与塞;通塞之本,惟其仁不仁。”他认为,整个宇宙的星球互相吸引,人与人之相通都靠以太的作用。体现在人身上则是至灵之脑。他以脑神经联系到全身来说明“通”的道理。写道:

人物生平

“人知脑气筋通连五官百骸为一身,即当知电气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也。是故发一念,诚不诚,十手十目严之;出一言,善不善,千里外应之。……我之心力,能感人使与我同念,故自观念之所由始,即知所对者品诣之高卑。彼己本本来不隔,肺肝所以如见。学者又当认明电气即脑,无往非电,即无往非我,妄有彼我之辨,此乃不仁。”(《谭嗣同全集》第10—11页。)他并以此推衍出个人同天下国家以至同宇宙、鬼神之间的通联,以打破人世间的种种隔阂,做到中外、上下、男女内外、人我相通。在此,谭嗣同虽利用当时科学界所用的物质名词“以太”和人们所熟知的电,而用来解释的却是神秘的感应论。他在著述中写道:“百千万亿恒河沙数世界,有小众生起一念,我则知之。虽微至雨一滴,能知其数。岂有他神奇哉?仁元至,自无不知也。”他强调的仁之至,即可“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做到“无有不知者。”也就是达到佛的境界。可见,他用近代科学名词所包裹着的却是神学的货色。但它的可贵之处,则是用来反对名教,把矛盾指向封建专制主义,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他认为人我之间各种隔阂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俗学通行,动言名教。”于是“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谭嗣同全集》第14页。)指斥三纲五伦所造成之惨祸。其中“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夫彼君主犹是耳目手足,非有两鼻四目,而智力出于人也,亦果何所恃以虐四万万之众哉?则赖乎早有三纲五伦字样,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如庄子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举仁义贤智之法而并窃之也。”(《谭嗣同全集》第55页。)他认为孔子之教,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孟子、陆、王、黄宗羲、王夫之是这一传统的传人;而荀子却尽亡孔学精意,“仅授君主以莫大无限之权,”程、朱、顾炎武是这一派的传人。他以复孔学民主精神为旗帜,阐发民约论思想。他说:

早年生活

1865年,谭嗣同出生于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邸第,其父谭继洵时任湖北巡抚。

1870年,谭嗣同五岁,时得重病,昏死三日,竟又奇迹般复活,故名“复生”。

1875年,谭嗣同10岁时,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他读书务求广博,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文章写得很有才华。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几个字。他仰慕那些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曾和当时北京的一个“义侠”大刀王五结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

“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日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事不办而易其人,亦是天下之通义也。”(《谭嗣同全集》第56页。)他强烈要求,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的种种束缚,“去衔勒,兴民权。”(《谭嗣同全集》第42页。)实行民主议政。他赞扬法人倡民主主义,称颂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陈涉起义,呼唤改革与革命。他说:

求学经历

1877年,谭嗣同在浏阳与唐才常订交,他又师从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此后又到兰州,在他父亲的道署中读书。

1884年,谭嗣同离家出走,游历直隶、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

1888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

“《易》明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以时考之,华人固可以奋矣。”(《谭嗣同全集》第61页。)他从君、民平等;君权民授出发,进一步指出:“君者,公位也。庄子曰:‘时为帝’,又曰:‘递相为君臣国,人人可以居之。’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谭嗣同全集》第51页。)为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制造舆论。

维新之始

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时年30岁的谭嗣同在家乡满怀忧愤,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

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

1896年2月,谭嗣同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和等人。

为了动员群众,在《仁学》里,他对清朝的黑暗、腐朽和残酷压迫进行了揭露与声讨。指出:清朝统治者骄奢淫逸,巧取豪夺,“乃以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以供之(《谭嗣同全集》第56—57页。)。致使生产破坏,经济凋敝。民不聊生,饿莩遍地。草营人命,纵使官兵肆意屠杀百姓。他以清政府多次下令屠杀游民为例,指斥其设陷阱诱而杀之,比对禽兽还要狠毒。他说:“令制获游民,先问其充营勇与否,曾充营勇,即就地正法,而报上官曰:‘杀游勇若干人。’上官即遽以为功。……呜呼,吾今乃知曾充营勇为入于死罪之名,是上以死罪召之也。设陷阱以诱民,从而扼之杀之,以遇禽兽,或尚不忍矣,奈何虐吾华民,果决乃尔乎?!”(《谭嗣同全集》第64页。)桎梏人民思想,屡兴文字狱,处心积虑罗致罪名,株连之广,杀戮之惨,令人发指。清统治者对内倒行逆施,对外卖国投降。“中国之生死命脉,惟恐不尽授之于人”(《谭嗣同全集》第289页。)。他认为只有实行变革,诛独夫,除民贼,扫荡封建纲常名教,才能除去人我之间的种种隔阂,至于平等。他说:

创作仁学

1896年,谭嗣同旋奉父命,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在从北京去江苏任职的途中游历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后在南京候缺期间,开始创作著《仁学》。

1897年1月17日,谭嗣同写成其重要著作《仁学》,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

“方孔元初立教也,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亦汲汲矣。(《谭嗣同全集》第54页。)”

维新志士

1897年2月,谭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的支持下,与唐才常等倡办时务学堂,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他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1898年初,谭嗣同创建南学会,办《湘报》,宣传变法,抨击旧政,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同年8月,因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推荐,谭嗣同被光绪帝征召入京。

1898年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谭嗣同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次日,光绪又召见他并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

光绪皇帝和谭嗣同合影中立者光绪皇帝1898年9月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谋,发动兵变,废黜光绪帝,一举扑灭新政。谭嗣同密会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凯于二十日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西太后。

1898年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1898年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用心学宣传变事、改革观。谭嗣同与康、梁一样,皆视人类社会为不断变化发展的长河,以“公羊三世说”来构筑社会政治理想。但也与康、梁不同的是,他认为,促使人类变化发展的是一种“无不可为”的“心力”。

英勇就义

1898年,谭嗣同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

梁启超谭嗣同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3岁。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

1899年,他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