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主席为何非李大钊或陈独秀而是张国焘?

在逃亡的骡车上,陈独秀、李大钊相约创建中国共产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北大红楼——亢慕义斋成立,最初的成员只有三位: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

第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其中尤以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具有历史意义。

这年2月8日,李大钊接到陈独秀发来的电报,称他将于9日从武汉抵北京。李大钊请一位学生给陈独秀的家人捎话。这位学生回来报告,箭杆胡同陈寓周围有大批便衣特务埋伏。据他打听的消息,另有大批警察守候在车站,准备以宣传“过激思想”的罪名重新逮捕陈独秀。

随后,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北大进步学生相继加入。1920年11月,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将这个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

李大钊把《新青年》的编辑高一涵、北大教授王星拱和几个进步学生找到家里,商议了半天。

中共北京支部成立后,在李大钊领导下,以北大为基地,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

“既然我装掌柜不用化装,就由我来送仲甫吧。”

上世纪初期,我们国家外遭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内有封建军阀压迫,必然会出现反抗力量。其中,一个主要的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共产党在中国近现代出现,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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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有历史依据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长期以来,是一桩历史悬案。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正在写《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这本书,查阅了大量资料,后来从汉口《民国日报》上发现重要线索,写入拙著,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做了定论。1927年5月24
日,李大钊先生就义不久,汉口《民国日报》上介绍高一涵在武昌各界“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介绍李大钊时说到“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高一涵这个讲话离建党只有6年多一点时间,离李大钊被害还不到一个月,因此,应是真实可信的。高一涵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1916年7月回国与李大钊同办《晨报》,后来成为《新青年》阵营中陈独秀最重要的助手。高一涵武昌讲话中提到“途中”,是指1920年2
月中旬,陈独秀受到段祺瑞政府追捕,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当时正值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身穿北大教授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发着亮光。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薄。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和李大钊共过事且关系密切的朱务善,在建国后也有一段回忆,他说:“1920年1月,大钊同志送陈独秀去天津以转往上海。……路上,大钊同志也与他商讨有关建党。”就这段材料,我在1998年2月9日、10日两次电话询问《李大钊传》作者之一朱乔森教授,朱教授告我:1960年他曾三次访问朱务善,记录了大量有关回忆李大钊的材料。我问朱教授,这是否是高一涵的回忆?朱教授说:不是,因为他没有访问高一涵。两相映照,十分明白。由此可见,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途中两人商议建立共产党组织这件事,在当时李大钊的同事和学生中,还不只一个人知道。这就完全证实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确有其历史依据。关于党组织的名称定名“共产党”,也是陈独秀在征求了李大钊的意见后确定下来的。张申府在《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中说:“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因此,客观地说,
筹建中国共产党,除去陈独秀、李大钊是主要发起者外,时是北大学生的张国焘和讲师张申府,也是参与了的。在这里,还有一件小事,需要提一下。罗章龙在《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里提及,当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将办公室和图书馆取名为“康慕尼斋”,刻有一枚藏书章“康慕尼斋藏书”。但是,据我的考证应该是“亢慕义斋”,因为我在北大见到了当年留下的八本德文本马列经典文献,印有“亢慕义斋图书”六个精美的篆字,图章为边长三厘米的正方形,颜色为天蓝色。

1920年2月,中国政坛上悄悄地发生了“南陈北李、相约组党”的重大事件。又是这两颗飞速旋转的巨星将张国焘吸收到组建共产党的磁轨上来。

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在国内十分流行。当中共北京支部成立时,陈德荣等几位无政府主义者也加入进来,并掌握了宣传部门的权力。

这个名单也留下一些历史的遗憾。李大钊、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拓荒者,他们像辛苦的农夫,披荆斩棘,荜路蓝缕,播下种子,等到嫩苗出土时,他们却不在跟前。长期以来,人们对南陈北李不约而同地缺席“一大”感到蹊跷:这是为什么?

在一次小组会议上,刘仁静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结果几位无政府主义者就和和气气地退出了小组。

“一大”代表名单可以反映出很多的历史信息,例如,北大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策源地之一,新旧思潮斗争最激烈的两湖地区将成为中国革命人才的主要荟萃地,中国共产党走的是一条先进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工人相结合的道路。

今年是建党90周年,在这个背景下,你让我谈谈北京大学跟共产党创建的渊源,很有意义。

“一涵,鲁迅不是老笑话我不像教授像掌柜吗?”李大钊问。

中共北京小组在李大钊办公室成立

李大钊说:“仲甫,看来北京你是呆不下去了,再让他们逮住了,恐怕就出不来了,得到外面避避风头。”

“理想中应有的希望”是什么呢?发起者当时没有明说,但其意蕴应是清楚的,即由“研究会”“这个单纯的组织”,进一步发展成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以求对中国社会做根本改造。

“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到上海去。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离开虎口?”陈独秀有些犯难,大家一时也找不到好办法。

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们起初没有意识到会议的重要性,以至于十几年后,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们,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