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粮食安全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曾遇到几次较为严重的粮食危机,在这几次粮食危机中,都是陈云领导制定政策解决的。他所提出的一整套有关粮食安全的思想,对于做好新世纪我国粮食工作,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陈云历来十分重视“三农”问题,他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对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实际状况的清醒分析,从战略高度形成了其有关“三农”问题的思想。认真分析其思想的产生及主要内容,对我们在新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建国后的几次粮食危机及陈云等领导人的应对举措

一、“三农”思想的基础:立足国情的选择

建国初期的第一次粮食危机

首先,是基于对中国人多地少,农村人口比重大这一基本国情的深刻认识。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农村人口占80%,耕地数量少。对这一基本国情,陈云有着深刻的认识。早在1957年,陈云就明确指出:“在农业生产方面,中国不是苏联、美国型的国家。苏联和美国地多人少。中国是地少人多,除去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以外,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只占有全国百分之四十的土地。”(《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1979年3月,他在《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讲话提纲中指出:“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计划机关和工业、商业部门的同志对此没有深刻的认识。如果不纠正这种认识上的盲目性,必然碰壁。”
(同上书,第246页。)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区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欧美日本各国也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现在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很多。”(同上书,第281页。)

建国初期,粮食收成并不好,粮食的需求量却在不断增加。这是因为由国家供应粮食的军政人员数量越来越多;不少地方灾情严重,需要大批粮食救济灾民;一些原来靠吃部分进口粮食的大城市,由于海港被敌人封锁,进口粮源断绝,全部需要由国内供应。此外,一些不法投机商一再掀起抢购粮食、哄抬粮价的风波,进一步加剧了粮食的困难局面。上海是全国投机势力最猖獗的地方,并对全国市场物价波动产生很大影响。

其次,是对农业生产力落后,农业基础薄弱这一农村基本状况的正确判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建设的实践中,对于农业基础建设问题一直给予高度重视,但由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这一问题在短期内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存在着农村生产工具简陋,农业生产装备水平低,排灌及水利设施条件差,交通状况严重滞后,水资源缺乏,耕地资源不足且流失严重,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低,农业对自然环境有严重的依赖性等问题。作为主管财经工作的国家重要领导人,陈云对中国农业生产力落后、农业基础薄弱这一状况有着清醒的了解。1957年他指出:“在水利灌溉方面,我国不如日本,现在我国水地只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而日本占到百分之五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在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说明中陈云指出:以拓荒为例,如果开垦五亿亩土地,甚至在十年内都难以做到,“因为没有机器”。

当时,能否制止持续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迅速解决上海等城市粮食供应,是关系新生政权能否站住脚的重大问题,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时任中财委主任的陈云受党中央的委托,来到上海这一全国投机商力量最雄厚的城市,深入调查研究,于1949年8月主持召开由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大区财经领导干部参加的上海财经会议,亲自组织和指挥“控制粮价,稳定市场”的特殊“战役”。

第三,是对农民生活贫困,负担过重这一民生状况的准确把握。陈云对农民生活贫困、粮食等农产品短缺的状况一直忧心忡忡,十分关注。新中国成立前,由于长期战乱,农业生产和水利遭到严重破坏,农产品产量低,农民负担重,生活贫困。新中国建立初,“由于战争的原因,农民负担占到了其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建国后,虽然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变,但他知道,“还不能与外国比,只能与自己过去的历史比”。即使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有了很大的起色,绝大多数农民也度过了贫困期,他仍叮嘱全党切记:中国“真正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虽然新中国建立快30年了,“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这是个大问题”。

经调查研究,陈云在粮食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掌握粮源,保证供应;确立国营粮食公司的调节地位;打击投机活动,稳定粮食价格;粮食大调运;对私营粮商实行既照顾又限制的政策。中财委经过充分准备和周密部署,先从东北调运大量粮食到华北以稳定北方市场,震慑住京津一带的投机资本,然后再将大量粮食纱布等运往上海,着手打击上海等地的投机势力。在上海等城市,国营经济先按市场高价大量抛售物资以塞绝投机资本,然后又继续降价抛售,并规定公家的钱只能存放国家银行,不得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这一抛一收,使哄抬物价的投机商“两面挨耳光”。投机商为了归还高利短期借款,不得不杀价出售存货,纷纷破产。各地市场从1949年11月15日起趋向稳定,12月10日物价涨风便告一段落。

正是基于对国情、农情、民情的深刻认识,陈云强调要实事求是,立足国情解决“三农”问题,任何脱离中国基本国情、照搬别国和一些地区的经验,都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

初战告捷,陈云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认为投机商们可能会利用来年春荒难关再次兴风作浪,应预作防备。果然,1950年春节前后,一些大城市物价又涨。人民政府已有准备,组织了粮食大调运,再次给投机资本以沉重打击,使得1950年春季至年终市场都很平稳,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以1950年3月为100,同年12月为85.2,结束了长达12年的通货膨胀的局面。(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1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页)(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第10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二、“三农”思想的内涵:科学发展观的体现

1952年起的第二次粮食危机

陈云“三农”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其中既包含着农业基础思想、民生为本思想,更体现其科学发展的思想。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粮食的产需矛盾有所缓和。但是,从1952年下半年起,粮食需求量大量增加,中央委托陈云拿出解决粮食问题具体办法。陈云对全国粮食供需形势做了认真调查和仔细分析,探讨了减少市场上的粮食销售量、减少出口粮、减少军队和机关人员的口粮、减少储备粮等几种减少支出的途径,得出了减少支出不可行的结论,并指出:“在粮食问题上,有四种关系要处理好。这就是: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的又是第一种。处理好了第一种关系,天下的事就好办了。只要收到粮食,分配是容易的。”(《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7页)陈云经过反复考虑,最后提出了“又征又配”、“只配不征”、“只征不配”、“原封不动”、“临渴掘井”、“动员认购”、“合同预购”、“各行其是”等八种方案。在对八种办法进行反复比较后,提出在农村实行统购、在城市实行统销的统购统销政策。

第一,农业观:无农不稳、无粮则乱,体现其农业基础思想

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陈云认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对这一问题要有清醒认识,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他在对比分析了中国与苏联、美国、南美洲、丹麦、日本的农业的异同后指出,如果不重视农业、不重视农产品的供应,必然会影响到整个工作的大局。计委今后要注意抓农业,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摆在自己的议事日程。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造成中国国民经济从1959年到1961年连续三年遭到严重困难;农业生产伤了元气,粮食大幅度减产,粮食局势非常紧张;国家粮食库存急剧下降,调度困难,供应紧张,城乡人们生活水平大为下降。1959年4月,陈云已敏锐地感觉到粮食问题的严重性,他提醒中央财经小组:“我国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粮食现在仍然是稳定市场最重要的物资,一定要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但是当时仍然盛行“大跃进”,一些地方仍然在用虚报产量欺瞒中央,庐山会议后又大反右倾,使问题更加严重。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仅是国情决定的,而且也是由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决定的。陈云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工业的发展,要受到农业的限制,购得多了,农村没有那么多粮食,农民就要饿肚子。他强调:“经济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我看建设是不稳固的”。(《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如果农业搞不好,就一定会扯我们前进的后腿。”(同上书,第79页。)“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好转了,工业和其他方面才会好转。所以,工业不能挤农业,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村。”(同上书,第164页。)为了保证农业的基础地位,陈云在实际工作中特别强调:“‘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同上书,第246—247页。)

针对这种形势,陈云提出解决我国农业困难的四条办法:贯彻有关农村三级所有制的政策;农业劳动力要固定,能够从城镇回来的人要回来;工业要支援农业;大种瓜菜,坚持粮菜混吃、“瓜菜代”的办法。他还周密组织化肥厂的建设和生产,认为“中国粮食增产的道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公式:化肥——粮食——饲养——拉粪——粮食。粮多,猪多;猪多,肥多;肥多,粮多。”(《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此外还采取了调整粮食价格,开放农村粮食集市贸易,稳定农民负担等一系列政策。

“无农不稳”,解决农业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陈云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这一特殊国情出发,始终把农业摆在首要位置。他多次提出“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并把解决农业问题放在重要国策的位置上来考虑。他指出:“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问题。这是政治问题。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同上书,第209—210页。)

为解燃眉之急,陈云还向中央提出:挤出部分外汇用以进口粮食。当时有人认为我国早已宣布解决了粮食问题,还每年出口粮食,陈云关于进口粮食的主张会造成很坏的影响。但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经过再三考虑,仍然采纳了陈云的意见。从1961年至1965年,我国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在国家粮食调度上起了重大作用。(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5—200页)

“无粮则乱”,粮食工作不仅是经济工作,而且是政治工作。粮食问题是陈云建国后关注最多,也是投入精力最大的一个问题。他认为粮食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的中心问题,而且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在1957年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陈云强调全党要重视粮食工作,“粮食工作是一项关系全国人民切身利益的重要的工作”,“它决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经济工作,而且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工作”。(同上书,第72—73页。)“我们讲市场是否稳定,主要的是指粮食局势和粮食价格是否稳定。粮食的局势和价格如果不稳定,整个市场物价就不可能稳定,国家建设就无法进行。”(《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1959年4月,他在写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中说:“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同上书,第125页。)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同上书,第350页。)突出反映出他对粮食生产的首要战略地位的认识。

二、陈云粮食安全思想

第二,农民观:减轻负担、增加收入,体现其民生为本思想

在处理粮食危机的实践工作中,陈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了他的粮食安全思想,主要有以下内容:

陈云始终把关怀农民的切身利益作为经济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针对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80%以上的特点,陈云强调农民是个大头,“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农民有了粮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都好解决了。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同上书,第236页。)

高度重视粮食的战略地位

他提出要保护农民的积极性,改善农民生活,必须尽可能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

建国初,在领导上海的粮棉反击战中,陈云就指出:“粮食、纱布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之大小”。(《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抗美援朝战役打响后,国防工作放在了财经工作的第一位,陈云指出,“粮食是战略物质,我们经常控制着一百亿斤粮食,什么杜鲁门、李鲁门,统统不怕。”(同上书,第130页)1957年9月,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陈云作了题为《重视粮食工作》的总结发言,在发言中,陈云明确指出要“全党重视粮食工作”。他说,“我们讲市场是否稳定,主要的是指粮食局势和粮食价格是否稳定”,“粮食工作极为重要,它决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经济工作,而且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工作”,粮食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的切身利益,粮食的局势直接关系到市场的稳定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粮食是“最重要的物资”,因此,“各级党委必须加强领导,切实解决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首先是通过减轻农业税,来减轻农民的负担。陈云一直主张实行轻税政策,增产不增税,以修养民力。新中国成立之初,陈云就致电毛泽东并中央,表示由于战争原因,“农民负担占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已够重了,不能再加。”(《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1950年6月,陈云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关于经济形势、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诸问题的报告中,再次强调了以下几点:一是要稳定负担。他指出:“农业税应以通常产量为固定标准。对于农民群众由努力耕作而超过通常产量的部分不应加税,借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要控制赋税的限度,适当地减轻农业税。“为着照顾目前农村经济的情况,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适当地减轻农业税。并按照规定的标准征收,不许提高,也不许降低。”三是严格控制农业税以外的其他负担。陈云强调:“只向主要农产品征税,凡有碍发展农业、农村副业和牲畜的杂税,概不征税。”(《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20世纪60年代初,农民负担又出现反弹,陈云指出,粮食等农产品收购不能过头,“农产品的收购,松一点比紧一点好。”“宁可少购一些,给农民多留一些。”(《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页。)

十年动乱给我们国家和人民造成很大损失,粮食问题依然相当严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说:“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同上书,第236页)在1979年初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上,陈云同志又强调“要注意粮食”,说“钢铁是硬的,我看粮食更硬”。(同上书,第258页)

其次,通过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开展多种经营,来提高农民的收入。农民的收入主要是用农产品去换工业品和日用品。因此,制定合理的工农产品价格,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之一。建国初,他就派人到北京图书馆查阅抗日战争以前的《大公报》、《益世报》,抄录当时大中城市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价格,以研究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陈云指出:“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是我们的目标,共产党的政权必须这样做,不能忘记。革命就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页。)而长期以来,农民的收入又主要以卖粮收入为主,因此,陈云强调要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关键是处理好对农民征粮的数量和粮食价格。如果征粮过头就会使农民粮食短缺;如果粮食价格太低或粮价大跌,会造成谷贱伤农的情况。他强调农业积累不宜过多,要使集体利益和农民个人利益相互兼顾共同增长。同时强调在农产品的价格上要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工业固然要维持,但不要忘了农业,麦收后不要谷贱伤农。”(《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只有维持农产品适当价格,才能保护农民的基本利益。

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8000亿斤,认为我国粮食过了关的呼声再度高涨。在这种情势下,1985年9月,陈云针对部分地区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中出现的忽视粮食生产的倾向,告诫全党说:“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问题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同上书,第350页)

为了增加农民的收入,陈云还提出要搞多种经营,调整农业布局。他说:“如果我们把各种作物的耕种面积加以调整。农民的收入就会大大增加。”(《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20世纪50年代,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和满足国家对棉花生产的需要,他曾提出“爱国发家,多种棉花”的口号,刺激了农民种植棉花的积极性。此外,他还提出要通过养猪积肥、治水灾、开荒、改良农具、改良种子、防治病虫害等方法来使农业增产。为了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陈云还提出要开放自由市场,多办乡镇工业。他的这些主张,对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维护农民的利益,起到了积极作用,体现了其实事求是和以农民为本的思想。

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第三,农村观:统筹规划、协调发展,体现其科学发展思想

陈云同志一贯倡导“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讲究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他将弄清“实事”概括成六个字“交换、比较、反复”。对于保障粮食安全,陈云尽管是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者,但他非常重视市场信号,主张在粮食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让农民直接到市场上去进行交易。

从国民经济的全局来认识农业问题,正确处理农工商的关系。陈云从中国人多地少,农村人口比重大这一基本国情和中国是“大国小生产”,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而不平衡这一国力出发,主张把农业、粮食问题放到国民经济全局中来考虑。他强调“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同时指出,农业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主要表现在:农业关系着十亿人口的民生问题;农业是工业特别是轻纺工业的主要原料来源;农业是国家工业化的主要资金来源;中国广大农村是重要的工业品市场,而且是具有巨大开发价值的潜在市场。因此,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必须首先考虑农业的支撑能力。在提出“无农不稳”、“无粮则乱”思想的基础上,他指出,改善农民的生活,还要加上“无商不富”、“无工不富”的路子,才能使农民走农、工、商的新路子,做现代化的新式农民。

1961年初,中央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一切从实际出发,在调查中取得发言权。陈云积极响应号召,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住了15天,进行了农村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写出了《青浦农村调查》,其中坦率地提出了母猪私养问题,种双季稻还是种蚕豆和单季稻问题。关于自留地,陈云根据调查指出:农民种自留地,可以种得很好,单位面积产量比生产队高。种这样一点自留地,不仅不会妨碍集体生产,反而会促进集体生产。并强调一定要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

协调工农业发展速度,正确处理农村经济发展与城市繁荣的关系。陈云认为,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农业国面貌,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工业,推进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农业是工业化的启动条件,农业的发展速度制约着工业的发展速度。因此,他强调要注重综合平衡,协调工农业的发展速度。早在1957年,他就指出,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如果不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必然造成不平衡和混乱状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他主张要根据中国的实际,认真研究工农业的比例问题,并指出:要以农业为基础,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1962年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他提出:“现在调整计划,实质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放在农业和市场上。材料的分配,要先满足恢复农业生产的需要。……必须尽可能先照顾农业。”(同上书,第208页。)此后,他又反复强调:“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同上书,第251页。)“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同上书,第248页。)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国粮食出现大丰收,1984年首次出现“卖粮难”的问题,陈云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发言主张,“必须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的前提下,把粮食拿到集市上交易,允许集市上有不同价格。”并且一再强调,“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如果现在再照搬五十年代的做法,是不行的。”(《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页)这些论述对解放思想、对1984年的粮改政策的出台有积极意义。

城市繁荣是农村经济转动的结果。陈云认为农业生产形势好,就会引起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推动城市经济的繁荣;反之,就会使国民经济形成恶性循环。他说:“扩大农副土产品的购销,不仅是农村问题,而且也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半年来的财经工作完全证明,城市的繁荣是农村经济转动的结果。农副土产品卖出去了,就增加了农民的购买力,促进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减少或消灭城市的失业现象,城市购买力也跟着提高。工商业繁荣,又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减少了财政上的困难,物价更趋稳定。这样,可以进一步促进正当商业的发展,打击投机,使城乡交流更趋活跃。这是一连串的收获。”(《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因此,他主张要加强城乡交流,畅通流通渠道,以农村经济的发展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